司马光又站出来点评了：“孟尝君还挺会听劝！就算人家动机不纯，只要说得在理就采纳，更何况是真心实意、毫无私心来提建议的人呢！就像《诗经》里说的，采葑菜和菲菜，不能因为根茎不好就全扔了。孟尝君在这方面做得还行。”

另一边，韩宣惠王也遇到了“职场难题”，他想让公仲、公叔两人一起执政，就问缪留的意见。缪留连忙摇头：“使不得！晋国重用六卿，结果国家被瓜分；齐简公同时用陈成子和阚止，结果被杀害；魏国重用犀首和张仪，丢了西河之外的土地。您要是让他俩一起掌权，势力大的肯定在国内拉帮结派，势力小的就会勾结外国势力。大臣们有的在国内搞‘小团体’架空您，有的和外国搞‘外交’割让国土，韩国就危险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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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纵横与士阶层崛起的历史镜像：从合纵连横到权力重构

一、纵横家的谋略博弈：苏秦张仪的双生戏码

苏秦与张仪的师出同门却分侍敌国，构成战国谋略史上最富张力的对手戏。苏秦以“激将法”送张仪入秦，表面是为维系合纵盟约，实则暗藏“以秦制秦”的权谋——这种“驱虎吞狼”的策略，既展现纵横家“没有永恒敌人，只有永恒利益”的行事逻辑，也揭示出弱国在强秦威胁下的无奈周旋。当张仪以“诈术”破齐魏攻赵、苏秦借“伪叛”入齐实施疲敌计时，谋略已超越军事范畴，成为重塑国际秩序的核心工具。赵人决河水退齐魏之师的举动，更将自然力纳入政治博弈，标志着战争形态从单纯兵力较量升级为谋略、外交与水利工程的综合对抗。

二、王制崩溃与君权觉醒：从僭越称王到绝对专制

赵武灵王“无其实，不敢处其名”的清醒，与韩燕两国“僭越称王”的躁动形成尖锐对比，折射出周王室权威崩塌后，诸侯对政治合法性的重新定义。秦国“初称王”不仅是名号的升格，更标志着其以“帝制”自许的野心；而卫嗣君以“左氏城换胥靡”的极端案例，将法家“法立诛必”的逻辑推向极致——连魏王都不得不感叹“人主之欲，不听之不祥”，暗示绝对君权正在各诸侯国萌芽。这种权力伦理的裂变，使“王”号从宗法象征沦为实力标签，为后续秦始皇“皇帝”称号的诞生铺平道路。

三、士阶层的双重性：孟尝君现象的时代悖论

孟尝君“招致游士及有罪亡人”的养士模式，创造了“食客三千”的政治奇观：一方面，他打破世卿世禄制，使冯谖、公孙戌等庶民获得参政机会，体现“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时代活力；另一方面，司马光批判其“盗君之禄，立私党，张虚誉”，直指养士制度对君权的侵蚀。当“鸡鸣狗盗”与“贤能之士”同列门下，士阶层的道德边界日益模糊，功利主义成为主流。孟尝君门客公孙戌为私剑进谏却获赏识的案例，更暴露了战国政治中“实用主义高于道德洁癖”的潜规则——这种矛盾恰是大争之世人才观的缩影。

四、合纵连横的制度困境：利益错位与信任危机

苏秦构建的六国合纵联盟，本质是弱势诸侯对抗强秦的权宜之计，其脆弱性源于三重矛盾：

- 利益错位：韩魏因“与秦接境”首当其冲，齐楚则抱持“隔岸观火”心态，如楚王虽许合纵，却未真正投入抗秦；

- 信任缺失：张仪以“蒲阳归魏”诱骗魏王割让上郡，证明“朝秦暮楚”是外交常态，盟约缺乏制度约束；

- 实力悬殊：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形成“独强于天下”的格局，六国“合纵”犹如“以散沙御洪流”，终被张仪“连横”策略各个击破。

这种困境揭示出：在缺乏超国家权威的战国时代，纯粹基于利益算计的联盟难以持久，唯有制度革新与实力积淀才是生存根本。

五、文明转型的多维启示

- 军事技术：秦国“斩首四万”“禽将龙贾”的战绩，显示战争规模与残酷性升级，“歼灭战”取代春秋“争霸战”，战争伦理彻底重构；

- 社会流动：从“卫嗣君买胥靡”到“孟尝君养士”，底层民众获得前所未有的上升通道，血缘政治加速向能力政治转型；

- 思想交锋：司马光对孟尝君的批判，延续了儒家“德治”与法家“功利”的千年之争，为后世“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观埋下隐患；

- 外交伦理：犀首欺齐魏、张仪诈公子卬，标志着“兵不厌诈”彻底取代“宋襄之仁”，现实主义成为国际交往的基本准则。

这段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苏秦以合纵抗秦，却间接促成张仪连横；孟尝君以养士强齐，却因私党削弱君权。战国中期的风云变幻证明：在旧秩序崩塌、新规则未立的过渡时代，任何单一的谋略或制度都难以持久，唯有将“术”的灵活、“法”的严明与“势”的洞察相结合，才能在乱世中谋得生机——这既是秦国最终统一的密钥，也是留给后世关于“权衡”与“制衡”的永恒命题。当慎靓王即位、燕哙嗣立，历史即将掀开更残酷的兼并篇章，而孟尝君门客“尽忠无私”与“怀诈谖之心”的并存，恰是大争之世最真实的人性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