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四月，大赦天下。

五月，下诏举荐贤良、文学之士，天子亲自进行策问。

秋季，七月癸未日，发生日食。

评论

这段历史展现了汉武帝初年政治生态与边疆治理的多重矛盾，凸显三大历史脉络：

边疆民族政策的务实转向：闽越之乱中，汉武帝未因馀善擅立而继续兴师，反而承认其统治，体现 “以夷制夷” 的务实策略。此举既因征伐成本高昂（如刘安所言），也因汉初 “休养生息” 政策的惯性。但南越王赵胡称病不朝，暴露了藩臣对汉廷的戒备，为后来南越反叛埋下伏笔，预示着汉廷与边疆政权的关系将从怀柔转向更强硬的整合。

官僚体系中的刚直与因循：汲黯 “矫制赈灾” 与当面直谏，展现了汉初官僚的刚正风骨。其 “无为而治” 的治政风格，既延续了黄老思想，也与武帝时期 “多欲” 的施政倾向形成张力。武帝对汲黯 “社稷之臣” 的评价，反映出皇权对直言谏臣的复杂态度 —— 既需要其制衡朝政，又忌惮其对权威的挑战。这种矛盾贯穿于武帝朝，也为后来 “酷吏政治” 的兴起提供了背景。

军事制度与战略思想的分歧：李广与程不识的治军差异，本质是 “天才型统帅” 与 “制度化治军” 的路线之争。司马光强调 “师出以律”，实则推崇军事制度化建设，这与汉武帝后期强化中央集权、建立常备军的趋势相呼应。而汉匈和亲之议中，王恢的主战与韩安国的主和，折射出汉初对匈奴战略的摇摆 —— 前者代表武帝朝开拓进取的萌芽，后者延续了文景时期的保守策略，最终和亲的决定，显示此时汉朝尚未完全具备对匈奴决战的条件。

此外，“举孝廉” 制度的推行，标志着察举制正式成为选官体系的核心，打破了汉初 “任子”“赀选” 的局限，为儒学之士进入仕途开辟道路，加速了官僚体系的儒学化。而司马光对李广、程不识的评论，暗含对北宋军事积弱的反思，借史论强调军纪的重要性，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色彩。整体来看，这一时期是汉武帝从 “无为” 转向 “有为” 的过渡期，制度革新、边疆经略与人才选拔的多重探索，正为汉帝国的全面扩张积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