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向来宠爱信任赵高，担心李斯会杀了赵高，就私下把李斯上书的事告诉了赵高。赵高说：“丞相最忌惮的就是我，我要是死了，丞相就会像田常那样谋反。”

这时，盗贼越来越多，而关中不断征发士兵向东去攻打盗贼。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一起进谏说：“关东盗贼纷纷起义，秦国发兵追击，杀死和逃亡的人数众多，但还是镇压不下去。盗贼之所以多，都是因为戍边、运输、劳役太苦，赋税又太重。请暂且停止阿房宫的修建，减少四方的戍边任务和运输。”二世说：“凡是拥有天下的人，就应该能肆意享受，君主重视并严明法令，下面的人就不敢为非作歹，这样才能统治天下。像虞舜、夏禹那样的君主，虽然贵为天子，却亲自吃苦受累去为百姓牺牲，这还要法令干什么！况且先帝出身诸侯，兼并了天下，天下平定后，对外驱逐四方蛮夷来安定边境，修建宫室来彰显自己的功业，而您也看到先帝的功业是有章法的。现在我即位才两年，盗贼就纷纷而起，你们却不能禁止，又想废除先帝做的事，这样对上无法报答先帝，对下不能为我尽忠效力，你们凭什么还在这个位置上！”于是把冯去疾、李斯、冯劫交给狱吏，查办他们其他的罪行。冯去疾和冯劫自杀了，只有李斯被关进监狱。二世把李斯交给赵高处置，让赵高审问李斯和他儿子李由谋反的情况，还把他们的宗族、宾客都抓了起来。赵高审讯李斯，对他严刑拷打了一千多下，李斯实在受不了疼痛，就被迫承认谋反。

李斯之所以没自杀，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口才好，又有功劳，实际上并没有谋反的心，他想上书向二世申诉，希望二世能醒悟过来赦免他。于是他在狱中上书说：“我做丞相治理百姓，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当初秦国土地狭小，不过千里，兵力也只有几十万。我竭尽自己微薄的才能，暗中派谋士，给他们金银珠宝，让他们去游说诸侯；又暗中整治军备，整饬政教，任用善战的勇士，尊崇功臣；所以最终威逼韩国，削弱魏国，攻破燕国、赵国，灭掉齐国、楚国，终于兼并了六国，俘虏了他们的国君，拥立秦王为天子。又在北面驱逐匈奴、貉族，在南面平定百越，来显示秦国的强大。还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颁布天下，树立秦国的威名。这些都是我的罪过啊，我早就该死了！皇上幸好让我发挥能力，我才能活到现在。希望陛下您明察！”奏书呈上后，赵高让狱吏扔掉，不上奏给二世，还说：“囚犯怎么能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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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生动呈现了秦末时期各方势力的复杂博弈以及秦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人物命运的戏剧性。

在反秦势力方面，项梁成为重要核心。范增建议项梁立楚后以顺应民心，项梁接纳此计，找到楚怀王孙心并立其为楚怀王，这一举措巧妙地凝聚了楚人对秦朝的仇恨与复国愿望，极大增强了反秦力量的号召力与凝聚力。张良建议项梁立韩成，试图壮大反秦阵营，韩成与张良在颍川一带的活动，虽艰难但为反秦事业添砖加瓦。而刘邦在项梁支持下实力增强，成功夺回丰邑，展现出一定的发展潜力。项羽虽作战勇猛，但坑杀襄城百姓的行为尽显残暴，埋下了日后失民心的隐患。

各方势力之间的矛盾与利益纠葛也十分突出。田荣因项梁等未满足其要求（杀田假等），拒绝出兵共同抗击章邯，导致反秦力量未能形成有效合力，削弱了整体实力，暴露出起义军内部为了自身利益缺乏大局观，难以形成稳固联盟的问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复杂局势下，各方势力难以协调一致，共同应对强大的秦朝。

秦朝统治集团内部，赵高凭借二世的宠信专权跋扈，为巩固自身权势，不择手段地陷害他人。他巧妙设计，利用二世与李斯的矛盾，让二世对李斯产生怀疑。李斯虽曾位高权重，但在权力斗争中逐渐处于劣势。面对赵高的诬陷，李斯试图上书自辩，却被赵高阻拦。二世的昏庸与偏信，使秦朝的朝政愈发黑暗腐朽。而冯去疾、李斯、冯劫进谏，希望通过停止阿房宫工程、减轻百姓负担来缓解社会矛盾，却被二世拒绝。二世的刚愎自用，对现实形势的误判，坚持严苛统治，进一步加剧了秦朝的社会危机，使得百姓苦不堪言，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李斯在狱中上书，细数自己对秦朝的功绩，希望能获赦免。然而，他的遭遇颇具讽刺意味。曾经为秦朝统一与巩固立下汗马功劳的丞相，在权力斗争与昏君统治下，陷入绝境。他一生追求权力与富贵，却在秦末风云变幻中逐渐迷失，最终成为秦朝腐朽统治的牺牲品。这一系列事件表明，秦朝在内外交困下，统治集团内部混乱不堪，无法有效应对反秦浪潮，其灭亡已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