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壬辰年，秦国又对晋国发起“骚扰攻击”。另一边，齐国的田和在浊泽和魏文侯、楚国人、卫国人“组局开会”，目的就是想让自己成为诸侯。魏文侯也是“够义气”，帮田和在周天子和其他诸侯那里“说好话”，周天子居然还同意了，这波“关系运作”属实厉害。

安王十五年，公元前387年，甲午年，秦国对蜀国“下手”，成功拿下南郑。魏国这边，魏文侯“离世”，太子击“继位”，也就是魏武侯。

魏武侯坐着船顺西河而下，到河中间时，他感慨道：“这山河太壮观了，简直是魏国的‘宝藏’啊！”吴起却“泼冷水”说：“国家稳固靠的是德行，又不是地势险要。以前三苗氏，左有洞庭，右有彭蠡，因为不修德行，被禹灭了；夏桀所处之地，左有黄河、济水，右有泰山、华山，伊阙在南边，羊肠坂在北边，因为施政不仁，被汤放逐；商纣的国家，左有孟门，右有太行，常山在北，黄河经南，因为不修德政，被武王杀了。所以说，关键在德行。要是您不修德，船上这些人都能成为敌人！”武侯听了，直呼：“有道理！”

评论

这段历史记载涵盖了战国初期周王室衰微、诸侯纷争以及权力更迭的重要史实，勾勒出社会转型期政治格局重塑与新旧秩序交替的复杂图景，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与思想启示意义。

政治动荡与权力更迭：王室衰微与诸侯崛起

周安王即位与楚悼王、韩烈侯等诸侯的继立，昭示着周王室彻底失去对诸侯的掌控力，“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彻底终结。楚国声王遇刺、韩国相侠累被杀、郑国频繁内乱等事件，反映出战国初期各国权力斗争的激烈与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同时，田和迁齐康公、求为诸侯并获周王承认，标志着新兴势力通过篡位手段完成权力合法化，打破了传统宗法分封制度的束缚，为后续战国七雄格局的形成奠定基础。

军事纷争与地缘博弈：战略要地的争夺

秦伐魏、魏韩赵伐楚、齐伐鲁等军事行动，展现出各国为争夺土地、人口与战略资源展开的激烈角逐。秦国对宜阳、南郑的征伐，凸显其向东、向南扩张的野心；魏国与周边国家的军事冲突，反映出其作为中原强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此外，郑、鲁等中小诸侯国在大国夹缝中艰难求生，或依附强国，或通过战争自保，其命运的起伏深刻体现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侠义精神与道德抉择：聂政姐弟的悲剧与荣耀

聂政刺杀侠累的故事，是战国侠义文化的典型写照。聂政以“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恪守孝道，母丧后为报严仲子知遇之恩，不惜孤身犯险，刺杀成功后自毁容貌以保护家人，展现出“士为知己者死”的刚烈品格。其姊聂嫈明知赴死仍冒死认尸，高呼“妾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彰显出对亲情与道义的极致坚守。这对姐弟的行为不仅体现了战国时期独特的侠义精神，更反映出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个体通过道德抉择追求生命价值的悲壮与崇高。

治国理念的碰撞：吴起“在德不在险”的政治智慧

魏武侯与吴起关于“山河之固”的对话，深刻揭示了两种治国理念的碰撞。魏武侯强调地理优势是“魏国之宝”，体现出对军事防御与地缘战略的重视；而吴起以三苗氏、夏桀、商纣因失德而亡为例，提出“在德不在险”的主张，将国家安危归结于统治者的德行与政治清明。这一观点继承了儒家“为政以德”的思想传统，同时也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重要警示：单纯依赖地理天险或军事力量无法长治久安，唯有施行德政、凝聚民心，方能稳固政权。

历史转型的深层意义

这段历史集中展现了战国初期从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过渡的关键特征：旧贵族势力逐渐衰落，新兴地主阶级崛起；战争形态从争霸战争转向兼并战争；思想文化领域虽未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但不同治国理念已初现端倪。这些变化不仅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更为后续商鞅变法、秦国统一六国等重大历史事件埋下伏笔，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变革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