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在平原郡泛滥。

发生大饥荒，出现人相食的现象。秋季，七月，西北方向出现彗星。

济川王刘明因杀害中傅获罪，被废黜迁到房陵。

七国之乱失败时，吴王之子刘驹逃亡到闽越，怨恨东瓯杀了其父，时常劝说闽越攻打东瓯。闽越听从，发兵围困东瓯，东瓯派人向汉武帝告急。汉武帝询问田蚡，田蚡回答：“越人互相攻击是常事，又多次反叛，自秦时就被放弃不属于中原，不值得烦劳中国去救援。”庄助说：“只怕力量不足救援，德行不能覆盖。若真能做到，为何放弃？况且秦连咸阳都能放弃，何止是越地！如今小国因困窘来告急，天子不救，他们还能去哪里申诉？又凭什么做万国之主？”汉武帝说：“太尉不足以商议此事。我刚即位，不想发出虎符征伐郡国军队。”于是派庄助持节到会稽郡调兵。会稽郡守想按律法拒绝发兵，庄助便斩杀一名司马，宣谕旨意，最终发兵渡海救援东瓯。军队未到，闽越已撤兵。东瓯请求举国内迁，于是将全部民众迁来，安置在江淮之间。

九月丙子月末，发生日食。

汉武帝自即位之初，便招选天下文学才智之士，给予破格提拔。四方士人多上书陈说政事得失，自我推荐的数以千计。汉武帝选拔其中杰出者宠信任用。庄助最先被进用，后来又得到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人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人终军等，都留在身边，常让他们与大臣辩论，用义理文章应和，大臣多次被驳倒。但司马相如仅因辞赋得宠；东方朔、枚皋论事不注重根本，喜好诙谐，汉武帝将他们当作俳优蓄养，虽多次赏赐，却始终不委以重任。东方朔也观察汉武帝的脸色，时常直言进谏，有所补益。

这一年，汉武帝开始微服出行，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到长杨打猎，东到宜春游玩，与左右能骑射的人在殿门约定会合。常夜间出行，自称平阳侯；天亮后，进入南山下，射鹿、猪、狐、兔，奔驰在庄稼地里，百姓都大声叫骂。鄂县、杜县的县令想逮捕他们，汉武帝出示皇帝用物才得免。又曾夜间到伯谷，投宿旅店，向店主求浆水，店主说：“没有浆水，只有尿！”并怀疑汉武帝是奸盗，聚集少年想攻击他。店主的妻子见汉武帝形貌非凡，阻止丈夫说：“客人不是普通人，且又有防备，不可图谋。”丈夫不听，妻子用酒灌醉他并捆绑起来，少年们都散去，妻子杀鸡做饭谢客。次日，汉武帝归来，召见店主妻子，赐金千斤，任命其丈夫为羽林郎。后来又私下设置更衣处，从宣曲以南有十二处，夜间投宿长杨、五柞等宫。

汉武帝因为行道路远、劳苦，又让百姓担忧，便派太中大夫吾丘寿王登记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的土地面积及价值，想划作上林苑，连接南山。又下诏令中尉、左右内史标注属县的荒田，想用来补偿鄠、杜两地的百姓。吾丘寿王奏报后，汉武帝十分高兴，称赞他做得好。当时东方朔在旁，进谏说：“南山是天下的险阻。汉朝兴起，离开三河之地，停留在霸、浐以西，建都泾、渭之南，这就是所谓天下陆海之地，是秦得以征服西戎、兼并山东的原因。山中出产玉石、金、银、铜、铁、良材，是百工取材、万民依赖的来源。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的富饶，土地适宜种植姜、芋，水中多蛙鱼，贫穷者能自给自足，无饥寒之忧，所以酆、镐之间号称土地肥沃，每亩价值一金。如今规划为苑，断绝陂池水泽之利，夺取百姓肥沃的土地，对上缺乏国家财用，对下剥夺农桑之业，这是不可之一。繁茂荆棘之林，扩大狐兔苑囿，成为虎狼巢穴，毁坏人家坟墓，拆毁民居，让幼弱怀恋故土，老人流泪悲伤，这是不可之二。开拓营建，筑墙为苑，骑马东西奔驰，驾车南北驰骋，有深沟大渠。一日之乐，不足以危及没有防备的车驾，这是不可之三。殷纣王造九市之宫而诸侯反叛，楚灵王建章华台而楚民离散，秦始皇兴修阿房宫而天下大乱。我这粪土般的愚臣违背圣意，罪当万死！”汉武帝于是任命东方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但仍按吾丘寿王所奏修建上林苑。

汉武帝又喜好亲自搏击熊、猪，追逐野兽。司马相如上疏劝谏说：“我听说物有同类而能力不同的，所以力气着称的有乌获，敏捷着称的有庆忌，勇猛着称的有孟贲、夏育。我私下认为，人确实有这样的，兽也应该如此。如今陛下喜好跨越险阻，射击猛兽，若突然遇到凶猛的野兽，在险地受惊，侵犯天子车驾，车来不及掉头，人来不及施展技巧，即使有乌获、逄蒙的技艺也无法使用，就连枯木朽株都能成为祸害。这如同胡、越之敌从车轮下兴起，羌、夷之患接踵而至，难道不危险吗！即使万无一失，也本非天子所应接近。即使清道而行，在中路奔驰，仍时有马嚼子断裂的变故，何况跋涉丰草，驰骋丘陵，前有猎兽之乐，内无防患之意，其危害不难预见。看轻万乘之尊的安全，以出入万分之一危险的道路为娱，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明智者能预见未萌之祸，智慧者能避开无形之危，灾祸本就多藏于隐微之处，在人们疏忽时发作。所以俗语说：‘家累千金，不坐屋檐下。’这话虽小，可以喻大。”汉武帝认为他说得好。

评论

这段文字展现了汉武帝即位初期的政治博弈与时代特征。建元二年至三年间，朝堂围绕“崇儒”与“尊道”展开激烈交锋：窦太后借黄老思想压制儒学新政，导致赵绾、王臧自杀，窦婴、田蚡罢官，凸显汉初政治中后宫势力对皇权的制约。而汉武帝通过启用石奋等恭谨之臣，既平衡了窦太后的压力，也为后续改革埋下伏笔。

在统治策略上，汉武帝展现出复杂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借田蚡之口暗中拉拢淮南王，又因窦太后干预暂时妥协，体现政治权谋；另一方面，对闽越攻东瓯事件，他突破“太尉不足与计”的常规，派庄助持节调兵，开创了以“节”代“虎符”的军事调度特例，彰显集权意志。同时，微服私行、修建上林苑等行为，既暴露了帝王的个人享乐需求，也反映出皇权对社会资源的支配力扩张。

思想文化领域，儒家与黄老的冲突之外，东方朔、司马相如等文臣以谏言、辞赋参与政治，形成“以文干政”的独特模式。东方朔直谏上林苑、司马相如劝谏猎兽，虽获赏赐却未真正改变汉武帝决策，暗示文人在皇权体系中的有限作用。而“罢黜百家”的前奏已在悄然酝酿，随着窦太后去世，儒学最终将成为正统，这一过程中皇权与思想的结合，正逐步塑造着大汉帝国的精神内核。

此外，卫子夫与卫青的崛起，打破了汉初外戚依赖宗室的传统，为寒门士人通过裙带关系跻身权力中心开辟了路径，也为后来卫氏家族的辉煌埋下伏笔。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历史细节，处处折射出汉武帝从少年天子向集权君主蜕变的轨迹，以及大汉王朝从“无为”转向“有为”的深层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