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汉纪六 太宗孝文皇帝中(1 / 2)

双阳插花芯 读点经典 2765 字 11小时前

贾谊谏言与汉文帝朝诸事

“商鞅把礼义、仁恩都丢一边了,一门心思就想着扩张进取。这做法实行了两年,秦国的风俗就一天比一天差。所以在秦国,家里要是有钱,儿子长大了就分家;家里穷,儿子长大了就入赘到女方家。要是儿子借给父亲农具,脸上都好像觉得自己给了天大的恩惠;母亲要是拿个簸箕扫帚,马上就会被唠叨数落。媳妇抱着孩子,跟公公住在一起。婆媳要是看不顺眼,就会顶嘴吵架。他们只知道疼孩子、贪财逐利,和禽兽也没多大区别了。现在秦国遗留下来的风俗,还没怎么改变,人们越来越不讲礼义,不顾廉耻,可以说每个月、每年都变得更糟糕。他们只知道追逐利益,根本不考虑行为是否得当,现在甚至发展到有人杀害自己的父兄。可是大臣们却只把公文没及时上报、不能按期完成任务这些事当成大事,对于风俗的败坏、社会的衰败,却满不在乎,见怪不怪,好像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要想改变这种风气习俗,让天下人都回心转意,走上正道,可不是那些平庸的官吏能做到的。平庸的官吏只知道舞文弄墨、处理些琐碎事务,根本不懂大局。陛下您自己也不担忧这些,我真为陛下感到惋惜!现在要是能确定礼仪制度,让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上下有等级差别,父子、六亲之间各有合适的相处方式。这样的制度一旦确定,世世代代都会安定,以后也有了遵循的准则。要是制度不确定,就好比过河没有船桨,船到河中间遇到风浪,肯定会翻。这真让人长叹啊。

“夏朝、商朝、周朝的天子都传承了几十代,秦朝做天子才两代就灭亡了。人的本性相差不大,为啥夏、商、周的君主能长治久安,而秦朝却如此暴虐短命呢?原因是能弄清楚的。古代的君王,太子一出生,就按照礼仪来养育他。官员们穿戴整齐,毕恭毕敬地带着太子到南郊去祭祀,经过皇宫的门楼就下车,经过宗庙就小步快走。所以太子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孩子开始懂事的时候,三公、三少就用孝、仁、礼、义来教导他,赶走品行不好的人,不让太子看到不好的行为。还挑选天下品行端正、孝顺父母、博学多闻、有道德学问的人来保护和辅佐太子,让他们和太子一起生活、出入。这样太子从出生起就看到的是正事,听到的是正言,走的是正道,身边前后左右都是正直的人。习惯和正直的人在一起,就很难不正直,就像在齐国长大就会说齐国话;习惯和不正直的人在一起,就很难不变得不正直,就像在楚国长大就会说楚国话。孔子说:‘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就像天性一样,习惯成自然。’随着知识增长,习惯也跟着养成,所以做事符合道义而不会愧疚;教化融入内心,行为就如同出自本性。夏、商、周能长久统治的原因,就是他们在辅佐太子方面有这些完备的措施。到了秦朝就不一样了,让赵高辅佐胡亥,教他的都是断案判刑这些事,胡亥学到的不是砍头、割鼻,就是灭人三族。胡亥刚当上皇帝,第二天就拿人当靶子射箭,把忠心劝谏的人说成是诽谤,把深谋远虑的人说成是妖言惑众,他看待杀人就像割草一样随便。难道只是胡亥本性恶劣吗?是因为教导他的方式不对啊。俗话说:‘前面的车翻了,后面的车要引以为戒。’秦朝之所以很快灭亡,它的前车之鉴很明显。可是如果不吸取教训,后面的车也会翻啊。天下的命运,取决于太子,太子品行好,关键在于尽早进行教育和选对身边的人。在太子思想还没被污染的时候就进行教育,就容易教化成功;用道德学问、智慧礼义来开导他,这就是教育的力量;要是长期养成习惯,那就靠身边的人了。南越和北胡的人,刚出生时哭声一样,喜好和欲望也没什么不同。等他们长大,形成了不同的风俗,即使经过多次翻译都没法沟通,有的甚至到死都不相往来,这就是教育和习惯造成的。所以我说选对身边的人、尽早进行教育是最紧迫的事。教育得当,身边的人正直,太子就会正直,太子正直天下就安定了。《尚书》说:‘天子有了美好的品德,百姓都能受益。’这是当前最该重视的事。

“一般人的智慧,只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看不到将要发生的事。礼是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就加以禁止,而法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才进行惩处。所以法的作用容易看到,而礼产生的效果却难以察觉。用奖赏来鼓励做好事,用刑罚来惩治做坏事,古代先王执行这样的政策,像金石一样坚定;推行这样的法令,像四季更替一样准确;依据这样的原则,像天地一样公正无私,难道会不重视吗?然而之所以反复强调礼,是因为礼贵在能在恶行还没萌芽的时候就杜绝它,在细微之处就开始教化,让百姓在不知不觉中一天天向善,远离犯罪。孔子说:‘审理案件,我和别人差不多;但我一定要做到让人们不再打官司。’为君主出谋划策,最重要的是先弄清楚该选择什么、舍弃什么。君主内心对取舍有了明确的判断,国家安危的征兆就会在外部显现出来。秦王想要尊崇宗庙、让子孙安稳,这和商汤、周武王的想法是一样的。可是商汤、周武王不断扩大自己的德行,他们的朝代延续了六七百年都没有衰败。而秦王治理天下才十几年就彻底失败了。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商汤、周武王对取舍的判断很审慎,而秦王对取舍的判断不审慎。天下就像一个大器物,现在人们放置器物,放在安稳的地方就安稳,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天下的情况和放置器物没什么不同,关键在于天子怎么处置。商汤、周武王把天下建立在仁、义、礼、乐的基础上,子孙延续了几十代,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秦王把天下建立在法令、刑罚之上,灾祸几乎殃及自身,子孙也被灭绝,这也是天下人都看到的。这难道不是明显的验证吗?人们说:‘听别人说话的方法,一定要结合他做的事来看,这样说话的人就不敢乱说。’现在有人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拿商朝、周朝、秦朝的事来看看呢!君主的尊贵就好比殿堂,群臣就好比台阶,百姓就好比地面。所以台阶有九级,殿堂的侧边远离地面,殿堂就显得高;要是没有台阶,殿堂的侧边靠近地面,殿堂就显得低。高的难以攀登,低的容易被人践踏,这是常理和形势决定的。所以古代圣王制定等级序列,朝廷内有公、卿、大夫、士,朝廷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各级官员、小吏,一直到普通百姓,等级分明,而天子凌驾于众人之上,所以天子的尊贵是不可企及的。

“俗话说:‘想打老鼠又怕打坏了旁边的器物。’这话说得很有道理。老鼠靠近器物,人们尚且害怕不敢扔东西打它,怕弄坏了器物,更何况是靠近君主的尊贵大臣呢!用廉耻、节礼来约束君子,所以有赐死但没有杀戮侮辱的刑罚。因此,黥刑、劓刑这些刑罚不会施加到大夫身上,因为他们离君主很近。按照礼的规定:不敢查看君主马匹的牙齿,踢到君主马匹草料的人要受处罚,这是为了预先防止对君主的不恭敬。现在王、侯、三公这样尊贵的人,天子都要对他们以礼相待,他们就好比古代天子所说的伯父、伯舅。可是现在却让他们和普通百姓一样受黥刑、劓刑、髡刑、刖刑、笞刑、辱骂、死刑这些刑罚,这样一来,殿堂不就没有台阶了吗!受刑受辱的人不就太可怜了吗!要是不讲究廉耻,大臣们手握重权、身居高位,却可能有像奴隶一样不知羞耻的心!秦二世在望夷宫被杀的事,就是因为二世执法时像打老鼠却不考虑旁边的器物一样,不考虑大臣的地位。我听说:鞋子再新也不会放在枕头上,帽子再破也不会用来垫脚。大臣曾经处在尊贵受宠的位置,天子对他们以礼相待,官吏百姓曾经对他们低头敬畏。现在大臣要是犯了错,皇帝可以罢免他,可以让他退休,可以赐他死,甚至可以灭了他。但要是把他捆绑起来,用绳子拴着,交给司法官,让他和罪犯一起劳作,司法官的小吏还对他辱骂鞭打,这可不是应该让百姓看到的事。地位低贱的人要是习惯了看到尊贵的人一旦犯错就受到这样的对待,这可不是尊崇尊贵、敬重显贵的教化方式。古代大臣要是因为不廉洁而被罢免,不会直接说他不廉洁,而是说‘簠簋不饰’;要是因为行为污秽淫乱、男女无别而获罪,不会直接说他污秽,而是说‘帷薄不修’;要是因为软弱无能不能胜任而被免职,不会直接说他软弱,而是说‘下官不职’。所以即使大臣确实犯了罪,也不会直接严厉地斥责他,还是会有所避讳。所以那些犯了大罪该受严厉谴责的大臣,听到谴责,就会戴上白色的帽子,用毛绳系着,把剑放在盛水的盘子上,到请罪的地方去请罪,皇上不会派人把他捆绑起来拉走;要是犯了中等罪行,听到命令就会自己了断,皇上不会派人去勒他的脖子;要是犯了大罪,听到命令就会面向北方拜两次,跪着自杀,皇上不会派人去揪住他行刑。皇上会说:‘您自己犯了错,我对您是有礼的。’对大臣以礼相待,大臣们就会自我激励;用廉耻来要求他们,他们就会注重气节品行。皇上用廉耻、礼义来对待大臣,要是大臣不以气节品行来报答皇上,那他就不是人了。所以风俗教化形成后,做臣子的都会顾及自己的行为,忘掉私利,坚守气节,为义献身。这样就可以把不设专人控制的权力托付给他们,可以把年幼的君主托付给他们,这就是倡导廉耻、推行礼义带来的结果,皇上又有什么损失呢!不这样做,却一直沿用以前的做法,所以我说这真让人长叹啊。”

贾谊因为绛侯周勃之前被逮捕入狱,最后却没事,所以用这些话来劝谏汉文帝。汉文帝很认同他的话,对待大臣有节制。从那以后,大臣有罪,都选择自杀,不接受刑罚。

汉文帝中七年(公元前173年)

冬天十月,汉文帝下令列侯的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以及俸禄二千石的官吏,不能擅自征调、抓捕百姓。

夏天四月,汉文帝大赦天下。

六月癸酉日,未央宫东阙的罘罳发生火灾。

民间有人传唱关于淮南王的歌谣:“一尺布,还能缝;一斗粟,还能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汉文帝听到后,心里很不是滋味。

汉文帝中八年(公元前172年)

夏天,汉文帝封淮南厉王刘长的儿子刘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知道汉文帝肯定还会封他们为王,就上疏劝谏说:“淮南王悖逆无道,天下人谁不知道他的罪行!陛下您赦免他,把他流放,他自己生病死了,天下人谁不觉得他死得活该!现在却尊崇罪人的儿子,这只会让天下人指责您。这些孩子长大了,怎么可能忘掉他们的父亲呢!白公胜为父亲报仇,对象是祖父和叔父。白公胜发动叛乱,不是想夺取国家、取代君主,只是为了发泄愤怒,亲手冲向仇人胸口,就是要和仇人同归于尽。淮南国虽然小,但黥布曾经利用过它,汉朝能留存下来,只是侥幸罢了。让仇人拥有足以危害汉朝的资本,这从策略上看是不利的。给他们人,积累他们的财富,这就算不会出现像伍子胥、白公胜那样在大城市里报仇的事,也可能会有专诸、荆轲那样在宫廷中刺杀的事发生,这就好比把武器借给盗贼,给老虎添上翅膀。希望陛下您再考虑考虑!”汉文帝没有听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