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的累进税，是黔东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实行的一种基本税收制度。它的内容是：把经营者的财产税、副业工商税和土地税合并在一起按一定比例交纳。其基本税则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以各阶层公平、合理负担为原则。农业收益与土地财产均为农业统一累进税的税本，凡拥有土地者，均须负担土地财产税，凡经营农业者，均须负担农业收益税，两种税本分计合征。自耕农的税本中应扣除生产耗费，佃农的税本中则扣除生产耗费和地租。红军和红属免征；二是税本以常年产量和收益计算；三是为减轻人多地少的农民负担，征税时以公斗为计税单位；四是一般副业按其收益作税本计征，苏维埃为鼓励副业发展，征税很少；五是累进税实施前做好土地丈量、产量评估、产权明确。统一的累进税只在土地革命运动进行最早且苏维埃政权稳固的区、乡开展，没有全面实施。但作为一种崭新的税制在黔东提出并初步实施，对调动根据地人民革命积极性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七）商业收入
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封锁，苏维埃政府对商业贸易征税采取区别征缴的政策。这项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商业流通和市场繁荣，活跃了根据地经济。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有：厉行保护贸易，对于奢侈品经营和消费，征税极重，以限制奢侈之风流行；对苏区内急需品，则免征进口税，对苏区的特产则免其出口税，以保证苏区经济发展为目的。具体政策：一是吸食鸦片收重税；二是屠宰税，按屠宰量征缴；三是营业税，凡进口食盐、布匹、棉花、粮食、中西药、耕牛、仔猪、煤油及军需品都免征税，小商小贩一律不纳税，固定商店按月包干缴税。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还办起了自己的商店，把战争缴获和罚没中的部分民用物品放到商店直接出售。通过办商店，既促进了流通，方便了群众，还筹集了资金。沿河、印江、酉阳分别开设了苏维埃商店，秀山办了一个“川黔旅社”。这些商业收入全部上交财政。
苏维埃政府在商业界采取的这些优惠政策，虽然税收少了一些，但以少量的税收换取了较大的社会效益，培植了较大的潜在经济效益。就连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不得不承认红军与苏维埃政府这些措施的积极作用，沿河县邮局向省局呈报中说：红军所过，“专擒军政、税收人员及区团富豪教士，而于贫苦工农、失业游民则给资赠产，备极笼络，买卖公平，一般小商莫不大获其利……人心归附，如下倾。”
（八）劳动组织收入
割谷队收入。割谷队的任务是保卫秋收，保证把粮食收回家，部分补充红军的粮食供应。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黔东发布的《通告·黔字第二号》指出：“我们要抢夺秋收，保卫秋收，将我们分得地主田地内的粮食，我们自己的田地的谷子都抢回来，我们把粮食运到山上岩洞子里收藏起来，不要让敌人割去。我们组织大批的割谷队，把自卫队、游击队来武装掩护。”按照这一通告，区、乡苏维埃迅速组织了割谷队，做到了庄稼成熟一块，抢收一块。苏区抢收任务完成后，还到敌占区收割土豪劣绅的谷子。割谷队既为老百姓抢收了粮食，也补充了红军的粮食供给，这是一笔重要的财政收入。
开荒队收入。为能多种多收粮食，一些有条件的乡苏维埃组织了开荒队，这些开荒队，砍出一片片荆棘丛生坡地，种上了荞麦、小米，使苏区增收了部分粮食。
（九）筹款
为着巩固、发展苏维埃运动，为着战争的胜利，根据地内进行了统一的筹款。为使筹款能规范有序地进行，红三军印发了《筹款须知》。
《筹款须知》指出：“在未夺取政权以前，正当斗争过程中，红军无论哪项经费都只有用自己的力量去筹集，而且我们的筹款绝不能离开阶级立场，增加劳苦群众或小资产阶级的负担以致脱离群众。恰恰相反，历来事实上也证明了我们的筹款阶级斗争工作都不单是解决了红军的本身的经济问题，更是摧毁了豪绅地主的封建经济基础，发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还指出，“现在斗争日益开展，红军日益扩大，经费也要同时增加，特别是我们要在此时期建立革命根据地，实际地准备将来与敌人持久斗争的经费，因此，目前我们丝毫不能妈（马）糊（虎），而要用最大力量动员群众，充分利用过去的经验，努力完成这一伟大任务。”还指出：“中国现时经济基础，主要还是建筑在帝国主义支配和封建剥削穷人上面。故目前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铲除封建剥削，完成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为主要任务。所以，共产国际在苏维埃的经济政策里，首先提醒我们在施行经济政策上一列（律）不要忘记这一项。”
《筹款须知》规定：“1.筹款的主要目标是地主与大商，其次是中商、富农。中国革命性质与任务以及我们筹款目的既均如上述，因此，我们筹款目标要确定在封建基础的地主身上。同时，因为大商人也是剥削阶级，且拥有极丰腴的经济基础，所以大商人也是我们的筹款目标，其次中商（三十元以上为中商）、富农也属筹款对象。不过，富农是封建阶级，捐款应比中商还要重。2.对地主叫罚，财产要没收，对商人、富农叫捐，财产不没收。”
依照这样的筹款原则，黔东革命根据地内筹款主要有三种途径：统战筹集、内部筹集和捐助。
1、统战筹集
统战筹集，是黔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工作的一个特色。可分为两类，一是对地方上的开明绅士采取团结的政策，通过他们筹集钱、粮、物。红军在酉阳召开开明士绅和“伙老二”1人员会议，动员他们出钱出粮，支持红军和苏维埃，一次就筹集到银元上千块。秀山的开明绅士陈老广，先后向苏维埃提供粮食3万斤。二是贺龙利用旧时关系，在国统区和地方军阀间做分化瓦解工作，争取一些进步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例如：根据地缺盐，贺龙就请开明商人傅怀忠持自己的亲笔信去彭水找有名的“袍哥大爷”2龚渭清帮忙。龚渭清见信，二话不说，即出资买4000斤盐巴和一些药品交傅怀忠运到南腰界送给贺龙。不久，龚渭清得知贺龙的兵水土不服，腹泻、头昏，主动找社会好友帮忙，并典当了自己的家私，筹集800多块银元，买了28担药品和一些盐亲自送往黔东，不幸被敌人在半路拦截并杀害。贺龙得知后，派出精锐部队，为龚渭清报了仇，并收回这批货物。又如：川军师长杨其昌3，是贺龙北伐时的拜把兄弟，其时受派驻黔东“围剿”红军，贺龙派侦察员送去一封信，请他支持一点枪支弹药。不几天，红军一部即与杨其昌的一个团“接上了火”，冲杀声、枪声不断，说也怪，真刀真枪的，双方却没有伤亡。原来，双方枪都是朝天打，杨其昌部巧妙地为红军送来了一批武器弹药。
2、内部筹集
内部筹集，是苏维埃政府在苏区范围内组织的军用物资筹集活动，主要筹集钢铁、军鞋和药品。苏区军民积极响应苏维埃的号召，将自己家中废钢、废铁捐献出去，由军械所制造出一件件武器，铁匠高师张宗森在红三军军械所服务半年之久；许多百姓主动上山采药，无偿地送到红军驻地；裁缝师傅王永清专为红三军制作党旗、军旗，俞佐芳率许多妇女专为红军缝制、缝补衣服；许多村组织了妇女制鞋队，专为红军制做布鞋；红军内部，发动官兵自打草鞋，在迎接红六军团到来时，红三军各师规定每人打两双草鞋送给六军团战友作见面礼。红三军在黔东时期，自己所打的草鞋和群众捐献的草鞋，累计在10万双左右。以上各项若折算成币，也是一笔大数。
人力筹集也是内部筹集的一项内容。在战事频繁的时候，为了保证军粮供给，苏维埃组织了大批人力义务给红军加工军粮。例如1934年10月，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前，为迎接红六军团的到来，在松桃县石梁组织200多人的军粮加工队，每天加工大米多斤，连续加工5天，除供红二、六军团会师后8000多人食用外，还保证了两军团战士随身携带的10万多斤粮食。枫香溪苏维埃组织裁缝为红军加工军旗、军服；南腰界银匠刘兴阳用自己的银子加工300多只口哨送红军，许多百姓主动上前线救伤员……若付这些费用，其数目也不小，从财政的角度说，这也是一笔收入。
（十）增收节支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红军和各级苏维埃都采取了增收节支、开源节流的措施，以保证将每个铜板用在最需要的事业上。苏维埃政府号召，为革命战争节约每一个铜板。苏维埃工作人员，一般不拿工资，不吃公饭。下班后，除了紧急情况和另有公事，都回家吃饭。区、乡苏维埃政府机关有1000多名干部，从财政的角度讲，这支队伍不领工资，不吃公饭，实质是保持了财政收支的平衡，也可列为收入计算。红军各部队和区、乡苏维埃自卫队所需钱粮，则实行定额配给制，不得超标，不准浪费。为了节约，记录本两面写，字迹密密麻麻的；召开会议，油灯只在记录员面前放一盏；红军医院，相当数量的药品都是组织人员从梵净山上采集制作的；轻伤员被当地土医师接走，既治伤、护理，还管饭。凡是不花钱，自己能办的事尽量自己办，例如：红三军在南腰界时，贺龙带头，建起了篮球场、单杠、双杠等体育设施。由于节支，黔东革命根据地省下大笔经费，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压力。